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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指出，NIBRT的誕生有其歷史背景。2002年，Wyeth Pharma在都柏林近郊Grange Castle建立了當時規模最大的生物製劑廠之一，目前由輝瑞(Pfizer)繼續營運。面對產業對高技術人力的龐大需求，愛爾蘭政府於2006年提出NIBRT構想，並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仍決定投入6500萬歐元，於2011年完成建設。
Shortt說明，NIBRT自開幕以來，每年訓練約4900名學員，其中約2500人親赴都柏林現場受訓，其餘透過線上課程或訓練團隊赴廠授課。機構現有逾120名全職員工，課程涵蓋細胞培養、上下游製程、無菌充填及品質管理，近年也持續擴充細胞治療、基因治療與疫苗製造等先進治療領域內容。
他進一步說明，NIBRT透過線上平台NOAH開放基礎課程，目前已累積來自97個國家的學員。NIBRT近期推出「NIBRT全球資格認證」計畫，與愛爾蘭Atlantic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合作，學員完成指定訓練並通過評核後，可累積五個專業認證學分，建立全球通用的生物製程操作認證標準。
在國際合作版圖上，Shortt指出，NIBRT在美國、加拿大、韓國、塞內加爾及澳洲均設有合作夥伴，並獲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定為歐洲區域訓練中心，支援12個中低收入國家的生物製程人才培育。他也表示，歡迎臺灣有興趣的機構前往都柏林設施參訪，共同探討合作可能。
GLP-1改寫產業邏輯 AI導入與人才體系建構成生技製造轉型關鍵
Medtex Medsolution Limited技術總監黃意翔(Ethan Huang)負責主持綜合座談交流。(圖片來源：主辦單位/提供)綜合座談環節由Medtex Medsolution Limited技術總監黃意翔(Ethan Huang)主持，各方就產業趨勢與歐洲政策現況交換意見。
Cassidy指出，在高度受法規監管的生技製藥環境中，「可解釋性」才是AI能否真正落地的核心問題。工廠現場的每一個AI決策都必須可追溯、可說明，各大法規機構目前也正在制定相關監管框架。
Shortt則從市場結構的變化切入。他指出，GLP-1藥物的爆發性成長已實質改變生技製藥的產業邏輯，用藥族群從「病患」擴展至一般「消費者」，製造規模、供應鏈設計與行銷模式都面臨根本性的重整。
他認為，這波浪潮正推著製藥產業愈來愈接近快速消費品的思維，AI、數位化與自動化的導入步伐也將隨之加快。
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整合科學工程研究所教授、K-NIBRT主任Prof. Jaehun Shin從韓國談起，指出仁川(Incheon)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城市生物製藥製造基地之一，三星生物製劑等大型CDMO龐大的產能，讓仁川在單一城市的基礎上位居全球生物製劑生產前列。K-NIBRT引進愛爾蘭NIBRT的訓練體系，加速本地生物製程專才養成，有效支撐產業升級所需的人力供給。
Shin也提到，AI結合實驗室自動化(self-driving lab)是他認為亞洲最值得關注的趨勢，若能將機器人與AI有效運用於GMP設施的監控與品管，將有機會同時壓低成本、提升效率。
Cliclab Transformative Agent SL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Resonance Health Europe合作成員Anaïs Le Corvec從歐洲政策面切入，指出歐洲在技能提升、創新商業化及法規環境上有其基礎，但要將創新轉化為具規模競爭力的產業，仍有相當距離；地緣政治壓力也讓歐盟更清楚意識到，強化生物製造自主性已是當務之急。
Le Corvec介紹，Resonance Health Europe是一個泛歐洲非營利專家網絡，可協助臺灣企業或機構對接適合的歐洲夥伴，在市場進入、法規諮詢與人脈建立上提供具體支援。
臺愛互補優勢明確 供應鏈對接與認證接軌成下一步關鍵
在會後討論中，與會專家普遍認為，臺灣與愛爾蘭在生技製藥領域的合作潛力，遠不止於技術參訪或單次交流。愛爾蘭已建立起從製程研發、人才培訓到永續製造的完整產業支援體系，而臺灣在原料藥、製劑與新興細胞治療領域具備一定的製造基礎，雙方在供應鏈互補、人才培育認證與永續製造標準對接上，均有實質合作的切入點。
與會者也指出，隨著歐盟持續強化生物製造自主性、GLP-1等大規模需求重塑全球產能布局，臺灣若能及早建立與歐洲法規體系接軌的製造與認證能量，將有機會在新一輪產業重組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而非只是被動跟隨市場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