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知名感染科醫師暨病毒學家Sharon Lewin，親身經歷1980年代崛起的愛滋病毒(HIV)到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在她橫跨40年的感染症研究歷程裡，不只開發多種創新檢測技術，也親身投入感染症倡議、站上國際公衛最前線。她認為，在AI、單細胞分析、mRNA與免疫治療等漸趨成熟，感染症科學將迎來「黃金時代」，未來全世界將能更好地迎戰下一場未知大流行。

撰文/吳培安

從1980年代初崛起的愛滋病(AIDS)，到2020年襲捲全球的新冠肺炎(COVID-19)，兩項重大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上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卻也為全球感染症的醫療照護帶來重大突破，促使各界跨域攜手、開發出多種前所未有的精準檢測與創新治療策略。

澳洲知名感染科醫師與病毒學家、前國際愛滋病學會(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IAS)主席Sharon Lewin，今年4月來訪臺灣時，特別接受本刊專訪。她表示，在人工智慧(AI)、單細胞定序、大數據、mRNA及免疫治療等新工具陸續成熟之下，「科學界第一次擁有如此多元的工具，可以重新挑戰過去數十年無法解決的問題，現在正是感染症研究的『黃金時代』。」

她強調，即使世界已經從COVID-19疫情恢復，我們也不能停止對感染症的投入，反而更應該加大投資力道，避免下一個未知的病原體，讓全世界再次陷入巨大混亂。

Sharon Lewin是澳洲感染症、病毒學與公共衛生的領袖代表之一，她自2014年起擔任澳洲Peter Doherty感染與免疫研究所創始主任、2022年起擔任Cumming全球流行病治療中心創始主任，迄今已發表超過420篇論文。

2019年，她獲得國家授予澳洲勳章(Offic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殊榮，以表彰她在醫學研究及教育方面的卓越貢獻，特別是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愛滋病等感染症領域。

Sharon Lewin長期專注於探索HIV為何能在接受抗反轉錄病毒治療(ART)的患者體內持續存在，希望進而找出能根治HIV的方法；全球經歷COVID-19浩劫之後，她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張到新冠病毒(SARS-CoV-2)診斷與治療，以及更全面的大流行防備。

見證愛滋疫情最前線
改變醫者志向、轉向一名醫師科學家

談起Sharon Lewin以一名醫師科學家的身分、投入與HIV抗戰的起點，就要回到愛滋病最早從進入人類視野的1980年代。

1981年，Sharon Lewin剛開始學醫時，就對感染症抱持興趣，而愛滋病是她當時最早接觸到的新興傳染病。她回憶，當時全世界對愛滋病的認知仍相當有限，就連醫學生所受的訓練也少有著墨。

直到1983年，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科學家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Luc Montagnier等人從患者淋巴結中分離出愛滋病毒、並在1986年正式統一命名為HIV後，HIV才被確認為導致愛滋病的元凶；而讓她決定獻身於HIV研究的契機，是發生在1989年的一段際遇。

Sharon Lewin回想，約莫是在正式成為醫師的兩年後，她前往肯亞共和國，在距離首都奈洛比(Nairobi)約兩小時車程的一間小型醫院工作1年，在醫療前線見證了HIV的疫情。

「當時許多人甚至認為愛滋病是男同志的疾病，但在非洲的實際狀況卻相去甚遠……，HIV早已在一般人之間廣泛傳播，且女性與嬰兒同樣受到感染，但我們卻沒有治療的方法。」她說。

Sharon Lewin表示，HIV疾病本身涉及複雜的醫療與科學問題，同時也與患者人生、疾病污名化與社會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特別是在愛滋病疫情早期，許多患者正值青春年華，卻因感染而重病、甚至死亡。這段在肯亞的經歷，使得她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醫者之道，決定透過生醫研究，為全球HIV防治貢獻心力。

因此，返回澳洲完成專科訓練後，她進一步攻讀墨爾本蒙納許大學的博士學位、主攻微生物學，並在現任愛爾蘭醫學會主席(Medical Council of Ireland)、小兒科醫師科學家Suzanne Crowe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就此成為一位感染症醫師與兼病毒科學家。

師承何大一、追查潛伏HIV
開發創新檢測法走上治癒研究之路

Sharon Lewin在HIV與感染症的學研路上，也得到許多貴人導師的協助。其中，與知名華裔美籍愛滋病研究學者何大一(David Ho)的相遇，更進一步深化她在AIDS/HIV的學術造詣。

1997年，她在成功考取澳洲政府的獎學金後遠赴紐約，在何大一所領導的Aaron Diamond愛滋病研究中心(ADARC)展開18個月的博士後研究。當時在何大一的研究貢獻推動之下，科學家重新理解了HIV在人體內複製的動態變化，進一步催生出結合多種強效藥物、俗稱「雞尾酒療法」的合併抗病毒療法，為全球HIV帶來重大轉折，何大一也在1996年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

不過，雖然雞尾酒療法能讓愛滋患者血液中的HIV降低到測不到的程度，但病毒卻沒有真正消失，而是潛伏於細胞之中。一旦患者停止治療，這些潛伏感染細胞中的病毒就可能重新出現。

於是，追查治療後仍躲藏於患者體內的HIV究竟躲在哪裡，成為Sharon Lewin在何大一實驗室的重要任務。

Sharon Lewin運用當時還相當新穎的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技術，搭配分子信標(Molecular Beacon)，建立高靈敏度的病毒檢測方法，量化患者細胞內含量極低的未剪接HIV RNA。

這項技術讓研究人員得以進一步確認，即使抗病毒治療已將血液中的HIV壓低到一般檢測極限以下，部分患者的細胞內仍可偵測到病毒轉錄活動，證明病毒其實一直存在。現在這項技術仍是許多以治癒HIV為目標的臨床試驗，用來測量受試者體內是否殘存病毒的標準檢測。

Sharon Lewin在何大一實驗室的另一項重要研究，則聚焦患者的免疫系統如何在抗病毒治療後進行修復。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