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落幕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NBRP) Demo Day系列活動，今年引進了MIT知名的細胞生物學教授Harvey F. Lodish和斯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羅聞全教授共同開設的生技科學與企業課程精華，也邀請了MIT技術授權辦公室(TLO)副主任Lauren Foster，來分享該辦公室如何將科學創新轉譯成為具商業價值的新創。

作為臺灣生醫新創生態系標竿的NBRP，成立四年以來，努力鏈結國際、建立海外夥伴關係，讓業界有目共睹。如今園區內廠商滿載、各種國內和國際活動讓這片原來大家稍嫌交通冷僻之隅，證明了只要找到自己生命力的生態系自有其盎然的活力。

今年這一場活動核心，個人認為是近年來大家真正一次很聚焦在實踐「生醫轉譯」過程中，各種環節所面臨的問題探討、他山之石的學習，以及佈局策略的辯證等。

「轉譯」這名詞大家一點都不陌生。自從2005年9月，當時的美國NIH院長 Elias A. Zerhouni，在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發表了一篇「US Biomedical Research-Basic, Translational, and Clinical Sciences」論文，開啟了「轉譯醫學」新思維後，「轉譯」很快成為生命科學產業化重要命題和各種論壇裡頗為被濫用的一詞。臺灣也沒例外，以「轉譯醫學」之名的產學合作和學術研究計畫申請，也在那之後幾年一度不亞於今日AI一樣的熱門。

但是科學研究成果到底如何「轉譯」到產業發展？就像騎著大象拿著望遠鏡行軍一樣……。

把科學領先的「強」做到經濟市場的「大」

轉譯從概念、理論到落實，涉及到科學本身的驗證、各關係人或單位複雜的利益和責任分配規則，很多技術甚至可能涉及政府或國安管轄，還有未來商業化後消費者或病患的權利義務歸屬等，而每一段都是很難跨越的門檻，所以，這一條實踐之路，恐怕每個國家都在摸索，也以致各國都有自己不同的科學產業化機制和發展策略。

但美國科技創新的經驗都受到各國的重視，正是因為美國能透過局部的制度創新，進而帶動整個創新系統，把科學領先的「強」做到經濟市場的「大」，科技創造了財富，讓美國不僅成為科技領先的強國，更在全球經濟中一直佔著領導地位。

提到科技創新，在長年與國內產學界接觸的採訪線上，常從許多研究者、科學家誠懇的分享中，甚至在一些論壇上，看到廠商聽完潛在對手演講後那自信的笑容，都讓我真心相信，臺灣有不少科學技術放到國際上競爭，可能是不落後的。

但即使如連續成功創業家Harvey F. Lodish教授，他可以精鍊畢生的經驗，並清楚分明地拆解、授予大家，這一套理論也放諸四海：一家成功生技公司的基礎要件，離不開具機密(Proprietary)或智財保護的產品開發；技轉過程需要談判的技巧與智慧；不僅要扎實的商業計畫，關鍵是團隊成員需要統合不同跨領域的專業；更要深入了解目標市場與規模，也要掌握營運的各種成本及分析等等。

但一樣的，從發現、開發到商化之路，這條將基礎研究轉譯成實際應用的創新之旅，依然是如此地漫長、環環相扣的系統生態，只要錯了一個環節，就算能修正，都要非常費力、費時及耗資。

從這次幾位MIT大師和國內業師、專家們的分享和討論，臺灣學界在生醫轉譯這個的系統上，其實也很清楚地被對照出，在一些根源上的本質差異和問題，和美國有很大不同的。

中央決策握住最大的指導原則

首先，美國大學研究系統之所以能創新，有著系統自身的動力，因為美國大學強調的是自己獨特的特點，走的是高度分散化的競爭，大學的資源來源分散而多元、管理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各校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科學價值選擇與判斷，建立自己想要的研究方向。

但是，臺灣不一樣，我們是一個中央決策機構(教育部或國科會)來決定大學的主要政策和研究計畫方向，研發產出成果的轉化應用或產學合作，中央決策就握有最大的管理與考核指導原則，如教育部就訂有「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而接受國科會補助之計畫的各研究，執行單位還同時受到「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國科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等規範。

若是法人研究機構，上級監管單位是經濟部或衛福部，在研究合作上若特別有來自產業界，還會疊加更多甚至包括財政部稅務的法規，這其中因為規範的交錯，就常常出現各部會對法規互斥的解釋，不僅讓各不同立場的關係人折騰許久，導致計畫窒礙難行。

此外，Lauren Foster在演講中分享，MIT的技術授權辦公室(TLO)去年協助MIT的研究人員在美國申請了592項專利……。這也讓我想起，過去好幾次來自教授朋友們的苦惱問題，他們反應，臺灣各大學和研究單位的TLO，雖然也積極協助研究者申請專利，但他們要自掏腰包進行專利申請或再付不起專利維護費，許多最後是被迫放棄，或倉促技轉以獲取授權金；還有，產學合作後的研究發明專利財產權，廠商、研究者和校方鬧出糾紛，也時有所聞。

Foster表示，TLO的使命是將實驗室中產出的創新和發明，轉移到市場並商業化，這也是所有大學和研究單位TLO相同的目標，但Foster更大的願景是希望擴大MIT的全球影響力，臺灣的TLO卻可能不得不先必須更在意每年技轉授權金的收入，是否符合決策層要求和考核的KPI。

近幾年，雖然也明顯看到，相對不受決策體制約束的一些臺灣私立大學，以積極回應社會經濟和科技趨勢需求而發展，TLO走向實用化，並和新興產業相伴相隨，希望突破一些產學合作規範的窠臼。只不過，中央決策與法規依然是一頂罩在頭上的緊箍咒，根源不鬆，大家很多只能繞在盤根上的枝節努力，在推動創新技術商業化的過程中，常有感要穿著衣裳改衣裳。

轉譯不足 許多技轉案無疾而終

Foster還分享，MIT 2023年的研究經費65%由美國政府出資，剩下的35%，20%來自營利性單位，另外來自疾病基金會或如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等推動健康使命的非營利基金會。

很多研究人員聽到這樣的數字，應該非常欣羨。嚴格來講，臺灣學界的研究經費主要也來自政府，但因為國家研究經費和資源非常有限，又必須盡量雨露均霑，以致有很多前瞻的研究經費相比鄰國，顯得捉襟見肘。一些開發初具成果者，便及早尋求對外授權或成立新創，後續更多的研發投入，也直接轉嫁到業者或風險投資。

許多欠缺科學轉譯的技術陡降民間，失敗風險自然更高，國內許多技轉案常常因此無疾而終，更多廠商是自己繞在轉譯的胡同裡，自然容易對自己國家的科學能力有所懷疑，資金對本土創新技術越來越喪失信心，新創募資就越來越困難，整個創新技術產業化的生態系統，也陷入了惡性循環！

去年，我採訪了幾位日本權威教授，他們畢其一生投注在自有技術的轉譯研究上，利用學界的基礎科學研究，累積了具說服力的臨床科學數據後，才在花甲之年成立新創事業，讓人印象深刻。

事實上，臺灣的生醫轉譯科學能量並不缺，長年來，中研院及國衛院都有不少科學家專注在轉譯醫學研究。2019年9月，中研院生醫轉譯研究中心的整合設置，努力補上臺灣新創生態系非常欠缺的轉譯研究這一環，也正在積極串連國內轉譯科學的資源與網絡。

我從這次MIT大師的分享中學習到，轉譯工作最好在技術授權之前就必須做足功課，才能提升新創生態系正向循環的動力。

只是，臺灣的產學研環境背景、監管機制，甚至產業發展心態都跟美國很不同，他山之石，如何攻錯？我們可能從根本的體制上，還很需要正確的認知與心態！

最後，在新政府班底交接之際，也請跟我們這期封面主題，一起來探勘一下臺灣生技世代交替的接班現況。距離千禧年左右一波生技創業、藥業轉型的生技風雲時代，已經快25年了，生技發展一路顛顛簸簸至今，無論大家覺得風雲是否變色，也都走到傳承的關鍵時刻。

在我們梓涵和芝岳的主導下，編採團隊協力將國內產業接班現況進行了整理，也拜訪了四家完成二代當家的廠商。過去，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似乎逐漸在接班人身上褪去，他們更願意一起異業籌組價值鏈、打群架，這些新一代的生醫領導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國家隊，也希望臺灣生技的護國群山願景能在新世代手中實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