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李鍾熙,自1990年返台,擔任工研院化工所副所長並設立生醫工程中心,歷經接掌工研院院長、轉任生技中心董事長,是台灣唯一領軍過兩大法人研究機構的領導人物。一路以來,李鍾熙致力推動台灣生技產業接軌國際,被業界公認對台灣生技產業國際能見度付出極大貢獻。如今,李鍾熙已投入產業,並致力精準醫療發展。
整理、圖/蔡立勳
美國總統歐巴馬其實並非首位提出「精準醫療」概念的人,不過他於2015年1月提出「精準醫療計畫」之後,精準醫療再次受到舉世矚目,全球醫療朝此方向發展已成趨勢,除了美國,英國、大陸也動作頻頻。
所謂「精準醫療」即是醫師根據基因上的訊息、病理特徵及用藥副作用等資訊,提出每個人最適合的個人化治療方式。
疾病會因不同地區環境、人種基因的差異而產生變異,以非小細胞肺癌為例,1985年僅有2至3種分類,至今已能細分至31種。
將民眾健康提升作為施政目標
我們常常只看產業是否成長,如果相反過來,從民眾的角度出發,將醫療衛生與產業發展政策結合,以提升全民醫療健康水準為施政目標,其實也能帶動產業。
以大陸為例,由於癌症、遺傳性疾病與慢性病問題頻仍,於是當局從上而下將「健康中國」視為「十三五」期間的重要施政目標。
並從政策面、組織面和法規面配套,著手推出了多項新型健康技術之「惠民」工程,如重點支持、設置30家基因檢測技術應用示範中心,大量蒐集基因研究以推展至臨床,建設精準醫療的集成應用示範體系。
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期望透過「精準醫療」,將癌症治癒率提高至美國、英國等國水準,也帶動了基因檢測相關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台灣在精準醫療的基礎研究是做得不錯的,政府應該要乘勝追擊,透過政策以更有機制地將研究成果推進臨床,即使不能在這波風潮當上領頭羊,也能藉此帶動產業,民眾更能因此受惠。
台灣許多疾病的研究也都有相當的進展,但研究做得好不等於能跟產業連結,而是要把成果推進到臨床階段,進而應用在民眾的生活。
但即使政府了解,政策上要達到這個目的,還必須訂出具體目標,比如以精準治療要提高多少癌症治癒率? 5年存活率要提高多少?下一波精準醫療又需要哪些?這樣一來,不僅民眾容易感受,政策發展組合性與計畫性也都更清楚。
非單純國家型計畫能完成
此外,全國還要從上而下投入,整合研究、法規與產業等領域,並加強基礎建設,同時鼓勵醫師參與,而這些並非單純一項國家型計畫就能完成的。
台灣現在的國家型計畫常常是大雜「彙」,這個做一些,那個也沾一點,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組合許多項目讓計畫看似有模有樣,再打著「發展產業」的口號,實在太過籠統。
例如台灣在婦女癌症的研究已有不錯成果,而且有不少人在做。我曾向科技部提及,如果針對這個領域推出一項整合計畫,規模不一定要等同國家型計畫,一次專注一件事並且做好,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同樣因應精準醫療時代來臨,政府也要以新觀念及新法規來思考新的醫療發展模式。如精準醫療的藥物不盡然是新藥,許多是之前既有且使用多年的藥物,只是更精準地標靶到不同基因而改變治療的適應症。
國家級研究單位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只是把研究作得很好」,如美國的NIH不僅只是提出精準醫療的研究計劃,更主動且規範化地指出下一波精準醫療需要什麼?如結合保險公司建立付費機制等,這是一個「Vision」(遠見)問題,能洞見未來產業趨勢和發展就會逐漸實現。
嚴格說來,我認為台灣國內的市場並不小,觀察以色列、澳洲等國,他們的人口也不多,但政府其實還是能做很多事情。
台灣可以參考鄰近國家的作法,像大陸以追上歐美國家為目標,推出多項重點計畫,並從「示範」、「試點」開始,有些針對法規進行修整,有些以推動研究為主,有些則是整合性的計畫。
但政府在其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推動角色,如果只靠產業與學研界,很多事根本無法完成。
此外,台灣企業的價值主要來自於與國外公司合作,若一味著眼在國內市場,企業不會有未來性,然而產業與國際接軌並非易事,政府是一道相當大的助力。
我認為,政府可以多利用與國外姐妹市交流的機會,邀請國內企業一同出訪,同時請當地政府安排幾家企業代表見面;或是多邀請國外企業來台,安排實質的對接、交流活動,而非只是單純的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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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環球生技月刊》Vol.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