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能只有一支全壘打」這是中研院院士王惠鈞所奉行的座右銘。過去，王惠鈞因為解出一個全新的左旋雙股螺旋Z-DNA結構，成為國際知名科學家。他不引以為傲，讓研究持續突破，即使退休以後，仍維持自己在高度競爭中淬練。

撰文、攝影/李虎門

1953年2月28日上午，英國劍橋大學兩位年輕的科學家－James D. Watson與Francis H. C. Crick，一同宣布重大發現，他們解出DNA (去氧核糖核酸)雙股螺旋結構。

為此，開啟了生物學的新時代，也標誌了將物理應用到生物學上的里程碑。

然而，DNA的雙螺旋結構有三種形態，而Crick與Watson當時只解出其中的A與B兩種。

第三種，Z-DNA，一直到50年後的1979年才被發現。而替DNA補上這第三種型態的，是一位來自臺灣的生物化學家，正是剛卸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現任中研院生化所特聘研究員，也是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IUBMB)選任會長的中研院院士王惠鈞博士。

一路吊車尾 考進臺大

「我小時候念書一路吊車尾啊， 所以『平凡中去創造不平凡』成了我演講常用的一個題目，」看來面容拘謹的王惠鈞院士其實非常幽默、風趣，採訪一開始就笑談自己的學思歷程。

小時候住高雄工業區的王惠鈞，現在都還有當時空氣不好、自來水打開有時候還是黃的記憶。因為父親是一位基層公務人員，以當時的刻苦環境，一份微薄的薪水要養活一家子，是異常艱辛的。

但是，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從不因此忽視，時常督促功課不怎麼出色的王惠鈞要好好念書。

「當時，高雄正在試辦公立初中，結果我被分到一個好像比較落後的學校，老爸很擔心我的學校不太好。幾經評估後，決定把我送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嘉義，念嘉義中學，而且住校。」

那時，王惠鈞12歲，對於現代的孩子來說，可能都還在父母的庇蔭下。

可是，同樣的年紀，王惠鈞就要學會打理自己，不管是生活起居、金錢管理、課業等，所有一切，沒有家人在旁協助。

「那時候顛顛簸跛的，初一差點留級，暑假還留下來補課。好不容易一路過關，後來考上高雄中學，不過，進去了也還在後段班。」王惠鈞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不過，上了高中的王惠鈞開始對科學著迷了。

高中時候的王惠鈞很愛逛書店，喜歡閱讀物理相關的知識，有一次在接觸到晶體繞射的理論如何了解物質的結構，竟可用一簡單的方程式(布拉格定律)來解開複雜的結構，讓王惠鈞自此對科學的奇妙有了濃厚興趣。

功課也因此越來越好了，所以高中再次分班後，他終於來到了前段班(菁英班)，並順利考取臺灣大學工學院的機械系，「但是，聯考進去的分數，依然吊車尾。」他又笑說。

人生不一定要求快

「有時候，人生不一定求快，快不見得好，有時慢了，反而能好好評估，然後一步一步實踐，讓基礎穩固。」

進入機械系以後，王惠鈞功課像倒吃甘蔗，時常獲取書券獎，不過，他卻發現「機械真的不是我的菜」。心中便起了轉系的念頭。

「從小長大的地方，就在臺灣碱業公司旁，幾乎就像在化學廠長大，對於化學這類相當熟悉。」轉至化學系的王惠鈞，在無機化學、分析化學與物理化學等科目都能大展身手。

難以想像的是，現在是生物化學專長的王惠鈞，當時卻在有機化學遇上了難題。

「那位老師當時很年輕，有點麻煩，」王惠鈞回憶，臺大化學系來一位年輕、美國回來的教授，「他一來就開出厚厚一本法國人寫的『高級有機』，大家知道的，法國人的英文實在……，反正就被搞慘了，我有機化學低空飛過，60分。」

而這位學成歸國的教授，就是臺灣生物有機化學研究的先驅者－－王光燦先生。王惠鈞後來也成了王光燦基金會的董事長。

爾後成了生物化學專家的王惠鈞因此表示，「並非一定要念過什麼專業科目，才能成為那方面的科學家」。大學時期王惠鈞並沒有學過生物化學，唯一和生化有點相關的課程是製糖化學。

回過頭看，當時「來來來臺大，去去去美國」留學風氣很盛，但王惠鈞考量到大學成績並非出色，國外留學也有難度，「於是先當兵，再考臺灣的碩士。」

機緣也很巧合，當年王惠鈞當兵的地點就是中研院旁邊的202兵工廠，也就是今天他參與主導的南港生技園區所在地。當時，他是化學兵，要負責把改良之蛙人座後砲彈設計的美國軍品規格翻譯成中文，正好提供了他日後留學英文最好的訓練。

結束兵役後，趁研究所期間，王惠鈞把原來的化學基礎打得更好。透過地質系朋友的介紹下，一位國外訪問學者在臺大開設結晶學課程，當年深受晶體繞射理論啟發的他，也因此去修了一年課。

與同學相比，王惠鈞雖晚了兩年出國，但他認為，「重拾當年中學時的好奇心，充實地學習，重要的是，自己整個人也更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