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復旦大學物理學者向紅軍(Hongjun Xiang)表示,這項研究結果與他在中國觀察到的狀況相符,中國科學家特別在物理和工程領域中居主導地位,但是諾貝爾獎級別的原創性突破仍然十分少見。
芝加哥大學計算社會學家(computational sociologist) James Evans,分析近600萬篇科學出版物的作者資訊,以及描寫每位作者在研究中所扮演角色的欄目──「作者貢獻(author contribution)」,並開發一種模型可以根據作者經驗、過去論文被引用的歷史,以及科學家在過去論文中所主張的觀點來預測其在研究中所扮演的是否為領導角色。
在研究中,Evans將論文中的作者分為兩類,負責構思、設計並指導的研究者被歸為「領導者」;而新進學生、提供技術支援或依指示執行實驗的人員則被視為「跟隨者」。
接著計算出某國研究者在領導角色中的比例,稱為領導占比(lead share),以及同一論文中領導者與跟隨者的比例,稱為領導優勢(lead premium)。
結果發現,在中美合作的研究中,中國的領導占比從2010年的30%上升至2023年的45%。不過,領導優勢的成長速度較慢。
Evans指出,中國研究者在許多中美合作研究中仍扮演支援角色;但當他們與英國或歐洲團隊合作時,卻更多擔任主導角色。
研究指出,早在2019年,中國與英國合作的研究中,中國研究者的領導占比已達50%;預計在2025至2027年間,中國與歐洲合作的研究裡中國研究者的領導占比也將來到50%;並可能在2027至2028年時中美合作的研究中,中國研究者的領導占比也將提高至50%。
但預測在人工智慧、半導體與能源等關鍵科技領域,中國的領導力仍相對落後,預計要到2030年,中美合作裡的中國研究者領導占比才有可能提高至50%。
向紅軍表示,在發展半導體等核心技術方面,中國仍面臨重大挑戰,像是美國政府自2022年起禁止輝達(NVIDIA)的AI晶片銷售至中國;加上美國有數十年的科研積累,目前,中國對美國科技的依賴難以在短期內克服,需靠持續的國際合作才能解決這結構性失衡。
Evans指出,部分美國國會議員主張,應限制中國機構與美軍有關單位進行合作研究。但這次的研究結果推翻了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科研體系外假設,模擬結果顯示,若美國停止在太空、人工智慧或量子運算等領域與中國合作,將對美國造成重大損失。
不過,澳洲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專注於中國創新政策的研究員Marina Zhang表示,這研究模型依賴論文中作者貢獻的欄目來判定領導角色,但這可能受到文化差異或不同學術領域習慣的影響,這項研究也未深入分析多國合作團隊中的權力動態。
Evans解釋,他們的研究模型不僅依據作者貢獻來確定領導地位,團隊也已分析多國合作的研究,相關成果尚未發表,但已發現結果同樣類似,中國與科研體系裡較不活躍的國家合作時,也居領導地位。
Evans表示,這可能是因為,在2012至2025年間,中國投入約46億美元資助國際學生到中國留學,特別是來自肯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俄羅斯、義大利與阿根廷等國家的學生,也以幾乎同樣的高的資金資助中國學生赴美、歐留學。
參考資料: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3617-0
(編譯/李林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