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洲:RNAi先驅Alnylam藥品開發策略:從罕病起步,再開發大宗疾病
杜荷洲表示,RNAi在20年間從實驗室技術蛻變成治療方法,且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RNA疫苗的問世,使得RNA的醫療用途更為社會大眾所熟悉。她所任職的Alnylam正是全球第一個將RNAi開發成藥物的公司,現在已經成功商品化四項藥品,並和Arrowhead、Dicerna等公司在RNAi藥品開發領域內競爭。
杜荷洲表示,Alnylam除了掌握RNA修飾技術、讓患者的免疫系統不會加以攻擊,還握有兩大技術平台,皆是鎖定Alnylam所專注的肝臟細胞為主要輸送目標。其一為奈米脂質作為包裹RNA的載體,讓RNA能更有效率進入肝臟細胞;另一項是GalNAc-siRNA耦合物(conjugate)技術,能讓肝臟細胞容易透過胞吞作用吸收RNA。
Alnylam的開發策略,則是先以受試人數少的罕見疾病出發,例如遺傳性澱粉樣多發性神經病變(hATTR);現在,Alnylam轉向更常見的適應症、更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努力,例如其與諾華(Novartis)合作,將Inclisiran投入動脈粥狀硬化心血管疾病(ASCVD)及低密度脂蛋白(LDL)過高的臨床三期試驗。杜荷洲也指出,RNAi療法未來也很有機會朝著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以及眼科疾病方向開發。
孟憲薇:雙特異性抗體導向T細胞 仍有結合專一性挑戰
孟憲薇則於其演講中,介紹她在嬌生旗下楊森生技(Janssen Biotherapeutics, JBIO)生物製劑探索(Biologic discovery)部門的當前發展方向。孟憲薇表示,她所屬部門的工作不只是研發,也必須和醫療專科合作,整個部門150人就管理了120項計畫(program),其中以腫瘤學最多(70項),其次是心血管代謝(17項)、免疫學(16項)。
孟憲薇表示,雙特異性抗體在大分子製藥中,其實是應用已久的技術,但將其應用於將T細胞導引到腫瘤,則是近10年來的進展。現在雙特異性抗體已經衍生出將近100種的抗體形式,但在開發上還有許多問題仍待解決。
例如,Anti-CD3結合專一性不足、無法精準靶向特定的T細胞次族群,以及腫瘤新生抗原(neo-antigen)的普遍性問題、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RS)、T細胞的細胞死亡程序(Programmed cell death)等等;而次世代的療法,正朝著加入CD3以外的共激分子(costimulatory molecule)的方向來克服這些問題,例如Anti-CD28、Anti-CD38、Anti-CEA等等。
最後,孟憲薇也分享她剛卸任共同會長一職的波士頓臺灣人生技協會(BTBA)。該協會是由2012年由一群在美國工作、求學的生技領域臺灣人自主發起的活躍組織,聚焦在職涯發展、人脈鏈結、科學合作、求職等面向,也定期舉辦線上、線下活動,並期待能和臺灣的學會有更多交流。
細胞治療CDMO 冷鏈運輸、當地生產為關鍵
而在壓軸的綜合座談中,針對「細胞治療CDMO布局的挑戰」,何弘能表示冷鏈對細胞治療非常重要,細胞產品很難在同一地方生產、輸送到全世界,因此發展策略上製造廠設址位置和當地法規,都必須審慎考量;另一方面,大家都已經看到異體細胞療法降低生產成本的優勢,但臺灣異體細胞治療的相關法規,像是《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者招募基準》、《再生醫療製劑條例》都還在草案階段。
王繼武則舉Allele的CDMO服務為例,他們提供商業化mRNA專有技術,其實是因為看見市場的缺乏,因此希望建立橋樑、同時藉此幫助公司擴展,後來才轉向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iPSC);不過實際運作上,mRNA和細胞都會遇到冷鏈運輸問題,因此當地專業化生產有其重要性,但仍需要當地法規的配合才能推行。
業界和實驗室的研究與開發(R&D)有何差異?杜荷洲認為,在業界工作的目標就不只是在發paper,而是必須將成果轉譯(translation)、送到病人身上,因此會比較有使命感;蕭世嘉也表示,業界對於優先順序(priority)和時間進程(timeline)的概念和學術界相差很多,特別是早期開發階段,研究有很明確的目標,就是增加臨床試驗成功的機率,也要強化平台的潛能,最後才是發表專利跟paper。
孟憲薇則指出,兩者的差異在於如果你身處業界,就必須了解整個製藥流程、很快的將手上的計畫推向下個階段,也非常注重溝通能力,不僅是在短時間內跟上層溝通,在大藥廠中和20多人同時工作也是常有的事,甚至是指導下屬,因此必須在短時間內把最重要的訊息、需要對方如何配合很有效率的表達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