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抗藥性(AMR)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21世紀最嚴峻的公共衛生威脅之一，近期國家藥物韌性整備計畫也將抗生素列為關鍵必要藥品。不過，你知道嗎? 抗生素抗藥性問題不只是用藥問題，還牽涉社會、經濟等議題。台灣早在20多年前，就已建立長期監測抗藥性的研究平台，這項由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主持的「台灣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TSAR)」，20餘年已累計收集10萬株臨床菌株，不僅是臺灣、也是亞洲少見長期且系統性的抗藥性菌株資料庫。
 

長期動態追蹤 為抗藥性問題提供政策建議 

 
該計畫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由國衛院、國際著名的病毒學與感染症學家、干擾素研究先驅何曼德院士推動。當時全球已開始注意到抗生素使用增加帶來的抗藥性問題，但各醫院多僅有零星報告，缺乏全國性長期監測資料。為掌握整體趨勢，研究團隊建立全國菌株蒐集與分析系統，邀請醫院共同合作，逐步形成跨院所的監測網絡。
 
目前計畫由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研究員郭書辰醫師主持，每兩年固定於7至9月蒐集菌株，參與醫院約24~27家，每一輪收集約7,000至8,000株細菌，並以統一實驗方法進行抗生素敏感性與基因分析。20多年來累積的菌株已接近十萬株，成為臺灣最完整、時間跨度最長的抗藥性菌株資料庫。
 
郭書辰指出，此監測計畫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趨勢」。不同醫院、不同年度的抗藥性比例可能不同，但長期數據能揭示抗藥性的變化方向，例如某些細菌是否逐年增加、某些抗生素是否逐漸失效，這些訊號往往是公共衛生政策的重要依據。
 
在多年研究中，團隊曾監測到多項重要里程碑。例如，2010年研究人員從印度槍傷返台患者腸道菌株中首次檢測出全球知名的抗藥性基因NDM-1，這種基因能讓細菌對多種抗生素產生抗性，並可隨國際旅行在人群之間快速擴散。
 
另一項具有政策影響力的觀察，來自MCR-1抗藥性基因。2015年該基因首次在中國食用動物、肉品及人類等檢體中檢出，後續也引發全球關注。研究團隊回溯菌株資料庫發現，MCR-1其實也已存在於臺灣部分菌株中，顯示該抗藥性基因在區域間幾乎同時出現。

MCR-1會使細菌對最後一線抗生素Colistin產生抗藥性，雖MCR-1抗藥性基因在人類病人的檢出率甚低，且未有傳出死亡個案，但因易於傳播且已跨菌種、跨物種，甚至跨國傳播，這項研究促使政府推出抗生素使用指引，加強農畜用藥管理並推動相關禁用措施，近年MCR相關抗藥性在人類與動物上的比例皆出現下降。
 
此外，研究團隊近期在腸球菌中觀察到新的抗藥性基因OPTR-A逐漸增加，該基因會使革蘭氏陽性菌對重要抗生素Linezolid產生抗藥性，且在人類與動物菌株中都能發現，進一步研究顯示，此現象可能與畜牧業使用抗生素Florfenicol所帶來的選擇壓力有關，目前仍在研擬可行方案。
 
郭書辰形容，細菌面對抗生素時，就像「帶著各種武器上戰場」。一個菌株往往不只具有單一抗藥性基因，而是同時攜帶多種抗藥機制，能對不同抗生素產生防禦。這些趨勢都顯示，抗藥性在細菌族群中持續演化，並在人類與動物之間相互影響。
 
除了追蹤抗藥性趨勢外，郭書辰表示，該菌株庫也成為藥物研發的重要資源。新抗生素上市前，藥廠需確認其對臺灣常見菌株是否有效，因此常透過菌株庫進行抗生素敏感性測試，相關研究結果不僅可作為國際藥廠新藥引進臺灣時的重要參考，也能提供感染症醫學會與政府制定用藥指引的依據。
 

抗生素抗藥性不只用藥問題 還牽涉社會、經濟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抗藥性問題並非單純醫療議題，也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過去以來WHO都會列出需要特別關注的重點菌種，而臺灣的抗藥性趨勢雖然和國際大致相同，不過有時候臺灣的變化會比國際稍微早一些出現。
 
他表示，其團隊研究發現，人口老化、長期照護臥床率增加、與醫療使用頻率提高等，都可能促使抗生素使用量上升；甚至在某些醫美、牙科等高單價的消費型醫療行為下，也可能在某些時期推升抗生素使用，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抗藥性變化。
 
郭書辰也提醒，抗生素看似是日常藥物，但在外科手術、重症照護及感染預防中都扮演關鍵角色，因此既不能濫用，也必須妥善管理，才能維持醫療體系的安全運作。
 
他表示，抗生素監測平台就像公共衛生的「基礎建設」。平時看似不起眼，但一旦缺乏資料，政府與醫療體系就難以判斷哪些抗生素仍有效、哪些菌株正在擴散。他希望，更多研究機構與產業界利用這些資料庫，推動新藥與疫苗研發，並與國際監測系統接軌，讓臺灣在全球抗藥性防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全球抗藥性威脅持續升溫，這個默默運作超過20年的監測平台，不僅記錄臺灣細菌演化的軌跡，也成為支撐公共衛生決策的重要基石。
 
(報導/彭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