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旅美長達30年，本身是國際公認的傑出癌症腫瘤專家，曾任全球知名的希望城(City of Hope)癌症中心副院長及分子藥理系系主任、加州理工學院兼任教授等職。自美返台擔任校長僅4年餘，他透察台灣生技產業人才發展的困境，引進國際名校厚植產業人才教育制度，於北醫創立多所具台灣產業競爭優勢的研發中心，致力於創新生醫教育。

整理/蔡立勳    圖/楊傑名

與其他產業相比，生技產業培養人才的時間相當漫長。但台灣向來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許多人進入職場往往「不得其門而入」，加深了產學間的鴻溝。但踏入產業重新受訓，最快也得經過5年才能看出成效。

生技產業是一場接力賽，無論在研發、臨床前、進入臨床試驗及上市等環節都需要大量人才投入，每個環節所需的人才也各異其趣，好比一期臨床及二期臨床試驗分別需要藥物動力學與生物標記(Biomarker)的人才，三期臨床則亟需臨床醫師的加入。但我們的人才還沒有完備，產業走一步算一步，這樣太慢了。

生技產業要發展，培養生技人才是首要任務，並且要從教育開始。

引領台灣藥物合成能力成全球亮點

台灣教育政策是齊頭式平等，評鑑制度評估的是共通性，outcome (成果)主要看論文發表，忽視了「特色」。但從產業發展立場，「高瞻遠矚」的不是發表Paper，而是申請Patent (專利)。

這問題落實到教育上，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採用「業師制度」已行之有年，北醫也引進建立了幾年，從配套措施規劃，聘請具實務經驗的業界人士授課，加上實地研習，讓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能更加多元。

台灣教育部對「業師制」的規定其實是寬鬆且彈性，我看到的，反倒是傳統教育體系下的許多學究會制定許多標準阻擋業師，難道一定要以文憑、論文發表數目才能斷定能否勝任教職嗎？

我們不應該將教育侷限在傳統的「教室」。北醫就時常邀請產業界有一定表現的校友返校，與學弟妹分享投身生技產業的篳路藍縷，藉由這樣的連結，讓學生發自內心省視，這與校內課程能給予的知識相當不同。

我自美國返台後，就發現台灣藥物合成人才遠遠超過美國、大陸。美國非常欠缺藥物合成的人才，而這部分作業又幾乎委外給中國負責。

但由於藥物專利未公開，這些人才不能在期刊發表論文，不僅無法升遷，不受勞基法保護，甚至可能遭校方開除。

有沒有政策引領並培養台灣這系列的人力？若能聚集這些人才，同時建立研究中心擴大這項優勢，一旦能產生群聚效應，將絕對是全球藥物合成的亮點。

如何將人才留在台灣

觀察台灣整體政策，我們幾乎僅有搖擺不定的片段，沒有藍圖、欠缺全盤性政策。

大陸都有13個「五」了，台灣呢？只有「三」和「四」。主政者對台灣生技產業的優勢政策常見異思遷，一下往大數據走，一下發展臨床試驗，朝三沒錯，暮四也對，最後卻是「都對也都錯」。

大陸自今年1月啟動的「十三五」以醫療改革為核心，勢必對台灣的生醫產業造成衝擊，醫師、企業的優秀人才都有外流至大陸的危機，政府真的要認真思考，如何將這些人才留在台灣。

追根究柢，政府單位其實都了解問題所在，也試圖改善，只是台灣的生技產業尚未有真正的「根」，許多問題沒有前車之鑑能參考，風土民情的差異，大而無當引用他國經驗也未必適當，我們要確切清楚自己的優點和能力。

如台灣的健保資料庫其實做得很好，亞洲國家中也只有台灣、新加坡以英文書寫病歷，加上台灣醫療做得特別好，讓許多外國廠商願意到台灣進行臨床試驗，大眾關注的個資議題，也能透過目前的科技獲得完善保護。若不能運用這麼大的優勢，豈不是浪費了嗎？

此外，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NRPB)雖將畫下句點，這個計畫對政府開始思考新藥開發與醫療器材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動作用，下一波計畫應該轉而深根到各大學，否則相當可惜。

工研院、生技中心雖然被政府定位為以不同技術見長的研究單位，卻以齊頭式標準分配預算，且被要求符合一定的績效量化指標，如要在規定年限內獲得幾項專利等，讓單位內許多優秀人才發展受限於此。

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Si²C)也要持續擴大，無論由誰主導Si²C，都要以更宏觀的視野來擘畫未來發展的藍圖。

我們要全面性地檢討台灣的生技人才培育，並建置讓他們盡情發揮的地方，以銜接國家產業大政策。與其責怪人才不足，不如先思考如何改善教育並踏實執行。

>>本文刊登於《環球生技月刊》Vol.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