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醫學是全球醫療與生技發展的未來趨勢，幹細胞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曾擔任台灣幹細胞學會秘書長的台灣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林泰元，為當前台灣幹細胞研究領域活躍的中生代，他致力推動台灣再生醫學產業化發展及國際化接軌，曾與前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游正博合作，主要貢獻在發現新型原始肺部幹細胞是SARS病毒特定的感染對象，證明幹細胞在生物體內具有再生與自我複製功能以外的多樣性的角色。

整理、圖/蔡立勳

台灣再生醫學研究目前最欠缺的，就是國際觀與國際化，藍、綠也都認為對方在國際化這點有所不足。但整體而言，這十餘年來，雙方都做得不夠。

「國際化」程度的高低，直接牽涉到台灣生技產業未來能否走得出台灣，也只有走出台灣，才有機會拓展版圖。

國際化程度可以透過許多指標加以判斷，以國內教育而言，英國教育及留學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所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是其中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

以台灣大學為例，分析QS去年9月發布的2015/16年世界大學排行，台灣大學位居第70名，在亞洲大學中排行第17。

國際化程度 台灣大學居亞洲末段班

但若以醫學領域切入，台大醫學院由於有久遠的歷史傳承，以及相對優異的研究成果，排名躍升至世界第41名，在亞洲醫學院中排名第4，僅次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京大學與香港大學，遠遠超過中國。

只是，如果以國際教職人數比、國際學生數比以及師生比等數值作為國際化程度評估依據，台灣大學在這些亞洲大學中屬於末段班。

日本由於語言隔閡與傳統的保守心態，限制外籍教師、學生赴日發展的機會，以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為對比，兩校在國際教職人數比例 (8.9%與7.3%)、國際學生數比例 (9.0%與7.7%) 等數值與台灣 (7.7%與8.1%)接近。

但日本的國內市場與研發能量允許日本大學可以採取保守的策略，以歷年諾貝爾獎理工領域的得主人數為例，日本有21人獲獎，僅次於美國。

日本也常能在最快時間內將國外知識翻譯成日文，即使日本人不念原文文章，也能吸取國際最新的研究，國際接軌速度並不落後。

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的國際學生比分別是30.6%及39%，台大僅有8.1%，平均每10位學生裡只有一位國際學生，且教職員國際化的比例(7.7%)也遠低於新加坡大學(62%)、香港大學(64%)。

所以，我們要透過訂定積極作為的策略，並提升這些數據，才能使台灣更具國際競爭力、吸引更多的國際人才，產生良性循環。

訂定積極吸引國際學生

台灣普遍有個迷思，學校招收「國際學生」，期待招收歐美學生，但目前絕大多數歐美學生到台灣是為了學習華文或中國文學，極少以生醫領域為主。

相反地，不少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甚至印度的學生反而有心來台鑽研生命科學與生醫領域，就如同過去很多港、澳、東南亞等地的僑生願意來台。

且台灣在少子化的衝擊下，預計將有60所以上的大學於10年後面臨「大限」，必須考慮退場或轉型，學校的退場除了影響學生的受教權，許多學校多年來經營的人才資源與設備也勢必面臨損失。

既然如此，何不妨在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下，鼓勵並開放，甚至主動海外招生，讓這些國家學生，甚至於是中國學生願意來台？

以美國為例，美國也同樣面臨優秀學生喜歡往法、商學院申請的狀況，因此許多一流大學的生命科學院與生醫研究室，平均每2名學生就有1名國際學生，並成為研究計畫主力。

當然有些人返國貢獻所長，但是，有更多人留在美國，成為美國強大研發能量的一員，帶動了美國科技成長。回歸母國的人，更在該國擔任要職，形成良好的國際連結與跨國合作的循環。

反思台灣，台灣生醫研究的基礎有能力對港、澳、東南亞與中國學生開放，應該要有自信，並與這些國家的學生建立良好關係，未來，也有利於台灣產業進軍當地市場。

外交部、教育部與科技部  跨部會合作

目前，國內多數大學的國際合作仍以「校際」為主，並未特別針對國際學生間的交流與招生，設定完整策略與學程。招收國際學生的同時，思維、課程設計與配套方案都要隨著調整，以打造友善的學習環境，未來，這部分或能由外交部、教育部與科技部展開跨部會合作協助。

生醫產業不同3C產業，常有種族、基因與地域因素的限制。流行病學的研究就告訴我們，很多疾病好發於黃種人，但未必好發於白種人，如鼻咽癌即是一例。

而一直以來，台灣的醫學可與國際水準並駕齊驅，以2015年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故為例，這樣大規模的傷害，在全國醫療人員的全力救治下，能達成95%以上的治癒存活，足以證明台灣的醫療能力。

因此，台灣更必須要走出自己的國際化腳步才有贏的機會。但「人」與「制度」是最根本的問題，對的人能做對的事，好的制度也才能讓對的人發揮功能。

>>本文刊登於《環球生技月刊》Vol.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