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針、倒數，然後……你就醒了。醒來之後一切都會好好的嗎？作者因自己「是否應進行全身麻醉手術」而感到焦慮，將多年來參與學術論壇，訪問醫學專家及患者的收穫，轉為優美的文字紀錄。書中穿插著一個個真實案例，與自我的恐懼分析，帶領讀者重新理解麻醉，以及與麻醉緊密相連的感官、心理狀態、認知與自我。

作者/凱特．科爾–亞當斯 (Kate Cole-Adams) 責任編輯/巫芝岳

麻醉階段――評估麻醉深度重要指引

讓病人睡著是一回事，知道病人睡得多深又是另一回事。早期的衡量方式是依據醫師能看見的跡象而定。

1874年，約翰．斯諾(John Snow, 1813~1858，英國內科醫師，是麻醉學與公衛領域的先驅)醫師提出乙醚麻醉的五個觀察等級，首先是欣喜(exhilaration，也就是多話期)，之後漸漸移向第五期(雖然最好永遠不要達到)，也就是呼吸變慢、停止，進入死亡。

以手術而言，通常第三期已經足夠。「這時自主動作會停止，在吸進麻醉氣體時，眼睛固定往上凝視，這時病人就能避免心靈受創的風險。」

隨著新的藥物與氣體出現，監測法也在經年累月中改善。久而久之，複雜精密的儀器出現，可衡量體內的狀態，例如心率、血氧值，如此醫師能更能掌握病人的狀況。

時至今日，這五個連續期依然是許多麻醉醫師用來瞭解麻醉術的重要參考，也仍然是瞭解病人麻醉深度的實際指引。這些指引有時稱為麻醉階段(Plane)。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時，以為是麻醉平原(Plain)，並想像廣大的沙漠或苔原，上頭有個小小的人辛苦跋涉。事實上，這是依照可觀察到的身體跡象而定：病人聽到自己的名字時是否有回應，捏的時候會不會醒，醫師碰觸睫毛時會不會受到驚嚇。

確保病人確實失去意識

在麻醉的早期發展階段，主要目標是確保醫師不會對病人施打過高的劑量。到了20世紀中期，由於藥物與給藥方式的進步，焦點已經轉變。雖然仍有死亡風險，但已大幅降低，而麻醉醫師面臨的挑戰變成要確保病人確實失去意識。

在莫頓於乙醚圓廳成功進行麻醉的一個世紀後，外科手術病人不時會提到他們醒來，且次數超過了預期。但一直到1940年代初期肌肉鬆弛劑出現之後，醒覺才成為問題。第一次和肌肉鬆弛劑有關的術中醒覺正式案例，是在1950年發生。十年後，一項研究指出，術中醒覺的機率為百分之一點二，令人提高警覺。當然許多案例並沒有通報。

因此，研究人員仍在尋求測量(無)意識的方法。

在60年代中期，一位現在很知名的麻醉醫師(詳見後文)發展出一種技術，測量病患肺部的麻醉氣體濃度，至今依然有許多人奉為圭臬。

到了80年代，依據身體自主神經系統(無意識且自動的)壓力跡象的量表出現了，能評估血壓、心率，及手術過程中病人臉頰偶見汗水與眼淚滑落，醫師稱之催淚作用。血、汗、眼淚。但到那時，英國醫師維權聯合會(Medical De-fence Union)不時聽到病人抱怨，他們在手術過程中是醒著，有時候還會疼痛。

以切身之痛，推行「預防麻醉醒覺運動」

1998年一月，美國音樂家卡羅．維爾(Carol Weihrer)為了眼部手術而進行麻醉，而醫師正要摘除出現病變的右眼時，她醒了過來。維爾可怕的案例轟動一時，她提到自己對於所發生的事多麼驚慌，以及她在動手術之前與手術期間企圖向醫師溝通，卻徒勞無功，這些都有明確紀錄。

維爾估計，她在兩個小時40分鐘的手術時間都醒著。她感覺到眼球從眼窩被挖出來，以及剪斷視神經纖維。「再也沒有比那幾秒更黑暗的經驗，」她在2004年的一場會議中說道。

維爾在1999年開始推動「預防麻醉醒覺運動」(Anaesthesia Awareness Cam-paign)，提高醫界對這問題的重視，也保護每年數以萬計，甚至數十萬在術中醒覺的病患。

在我和邁爾斯造訪阿弗列德醫院的一號手術室時，拜維爾的網站受媒體矚目之賜，如何衡量麻醉深度已成為迫切的問題。但現在，麻醉研究者開始探尋大腦本身，尋找可能的指引。

腦電圖出現 輔助監測麻醉深度

19世紀後半，科學家已注意到兔子、狗與猴子腦部有節奏的電活動。接下來一個世紀，人類腦電圖開始發展。

腦電圖是將電極片貼在頭皮上，記錄裡頭的活動，有點像把耳朵貼在牆壁上的一片玻璃來竊聽。這資訊並不完整，因為竊聽到的是最接近頭顱的電子訊號，但已足以分辨通稱為「腦波」的不同波段。

腦波會轉譯成彎彎曲曲的變化，包括醒來時尖起的波段，及沉睡或無意識時低而緩慢的起伏。邁爾斯就是利用腦電雙頻指數電極片，測量這些電壓波動。

如今腦電圖監測器五花八門，有些是直接測量腦部活動，有些則是測量腦部對刺激的反應(例如聲音)。這些儀器的測量基礎在於，雖然醫師不清楚麻醉藥劑如何運作，但他們確實知道麻醉藥劑會改變腦電活動。

>>本文刊登於《環球生技月刊》Vol.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