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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院長司徒惠康(攝影/吳培安)
國衛院院長司徒惠康致詞表示，此次邀請到在製藥界有超過30多年藥物研發經驗的多位專家，專家們擁有多次從實驗室研究、臨床前試驗、臨床試驗到上市的經驗，將與大家分享從實驗室到商業化的轉譯醫學創新旅程。
司徒惠康也分享，國衛院過去已研發23個候選藥物，其中11個技轉給業界，8個藥物通過美國、臺灣或中國新藥臨床試驗(IND)申請，其中由國衛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所長謝興邦開發、治療糖尿病的DPP4抑制劑DBPR108已完成臨床三期試驗，是台灣轉譯醫學的最佳代表之一。
BlossomHill Therapeutics執行長崔景榮(攝影/吳培安)
崔景榮：從藥物設計到商業化 剖析三大NSCLC標靶藥
BlossomHill Therapeutics執行長崔景榮，以crizotinib、lorlatinib和repotrectinib這三項她曾主導研發、並已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的腫瘤藥物做舉例，詳細分享其從設計藥物到商業化上市的思路。
崔景榮指出，在設計crizotinib時，是基於選擇性ATP競爭性c-Met激酶抑制劑PHA-665752來設計，改善其溶解度、以及其與激酶袋狀活性位(kinase pocket)的相互作用，但雖然一開始是從c-Met抑制劑出發，後來發現crizotinib對ALK、ROS都有選擇性抑制效果，因此2011年，FDA批准crizotinib治療ALK陽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也成為首款ALK抑制劑。崔景榮強調，「這是首次顯示肺癌也有望成為慢性疾病的證據。」
而另一款ALK/ROS1抑制劑lorlatinib，則改善了腦部細胞穿透性，首次是在2018年獲FDA批准二/三線治療ALK陽性轉移性NSCLC患者，2021年，再獲批可治療一線治療ALK陽性轉移性NSCLC患者，今年5月公布lorlatinib治療ALK陽性NSCLC患者的5年追蹤結果，高達60%患者治療5年後未出現惡化。「首次顯示肺癌也有望成為慢性疾病。」崔景榮強調。
崔景榮接著介紹，repotrectinib則是針對酪胺酸激酶突變的抗藥性結構重新設計藥物分子，該藥在2023年獲FDA批准，用於治療ROS1陽性NCSLC，中位無惡化存活期(PFS)達35.7個月。從開發crizotinib走到repotrectinib，可謂是逐步打造下一世代癌症療法。
泰勵生物總裁仲伯禹(攝影/吳培安)
仲伯禹：從生物學到轉譯醫學 找到高選擇性標靶藥
泰勵生物總裁仲伯禹，分享口服高選擇性的c-Met抑制劑Bozitinib從實驗研究到臨床的過程。仲伯禹擁有20多年腫瘤藥研發經驗，先後就職於美國禮來(Eli Lilly)、中美冠科等企業，領導多項創新藥研發，有近10個藥物進入臨床試驗，其中已上市的Bozitinib是目前已知選擇性最好的激酶抑制劑之一。
他指出，Bozitinib是一款細胞間質上皮轉化因子(c-Met)受體酪胺酸激酶抑制劑，最初是由中美冠科研發，後來由中美冠科獨立的公司CBT pharmaceuticals與中國浦潤奧生物合作研發，2021年鞍石生物又對浦潤奧生物進行100%股權收購，因此將Bozitinib收入囊中。
他表示，c-Met是許多腫瘤類型中存在的異常基因，當c-Met過度活化，會使受體酪胺酸激酶(RTKs)傳導訊號異常，導致腫瘤細胞增生、遷移(migration)、侵襲(invasion)並轉移(metastasis)。
中美冠科開發的Bozitinib，在生物學研究中首先證實，在468種激酶中Bozitinib可和c-Met高專一性的結合，此外在許多腫瘤細胞株移植動物模型(CDX)和人源腫瘤移植動物模型(PDX)中，證明Bozitinib可抑制各種腫瘤生長。
由於c-Met的路徑異常活化，主要包括MET14外顯子跳躍突變、MET擴增和MET蛋白過度表現、MET蛋白融合，4種類型。在轉譯醫學中，Bozitinib也首先證實可用於治療c-MET外顯子14突變的NSCLC，並在2023年11月取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附加條件批准上市。
接著他們又證實，Bozitinib可用於MET14外顯子跳躍、PTPRZ1-MET融合和 MET擴增的神經膠質母細胞瘤(GBM)，該療法也在去年獲得NMPA優先審查資格，並於2024年初，也獲得NMPA針對GBM核准上市。
TBMC執行長張幼翔(攝影/吳培安)
張幼翔：TBMC已建mRNA療法、MSC、生物製劑相關CMC 今年8月完成CHO-C細胞株品管
TBMC執行長張幼翔，分享了TBMC在建立「藥品化學製程管制(CMC)」流程的經驗。他表示，TBMC花費七個月的時間建構mRNA療法的CMC，從小量生產到能進行臨床前和臨床一期研究、安定性試驗，最終完成能提交新藥臨床試驗(IND)申請等級的CMC架構。針對用於遞送核酸的腺相關病毒(AAV)，TBMC也已建立了相關的品質、純度、安全性檢驗項目。在人類間質幹細胞(hMSC)相關細胞產品中，TBMC也正在建構完整的自動化生產平台。
對於市場相對成熟的生物製劑生產，張幼翔表示，TBMC花費八個月，建構了從完成目標基因定序至毒理測試批次的能力；其針對CHO-C細胞株生產產品的品管流程，也預計在今年八月完成。
此外，張幼翔也分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對於CMC相關指引，在2011年時，一改過往要求「3批次穩定」的確效方式，而是要求需連續性收集製程中的確效數據，來證明製程的穩定性，因此，製程中只要有些微更動，可能就得重新提交CMC審核。
他也仔細說明，藥廠使用的確效流程通常包括三大階段：1. 製程設計(藥品開發和鑑定階段)、2. 商業化製程驗證、3. 持續性的製程確效。而在第一階段，需建立產品的「目標產品品質概述」 (QTPP)，和風險評估、控制策略等；第二階段則需要設施與設備的驗證，以及「製程認證」(Process 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 PPQ)。張幼翔並建議，通常進入臨床三期階段後，幾乎不會再對CMC進行大型更動，否則會面臨要重新提交審核的困難。
專家解析「實驗室到商業化鴻溝」：決策的勇氣與平衡、商化成本控制
在會後座談中，由國衛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所長暨美國國家發明家學院(NAI)科院士謝興邦主持，邀請崔景榮、仲伯禹以及張幼翔解析藥物從實驗室走到商業化的鴻溝。
對於藥物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過程中，最困難的挑戰為何，專家們也紛紛提出自身觀點。崔景榮指出，研發順利時都很容易做決策，但最困難的是有勇氣在交叉路口做出抉擇，不僅背後要有足夠知識外，也要有不一定符合當今趨勢，跨出思考邏輯框架的自信。
仲伯禹同樣認為，對「瓶頸」做決策最為困難，有時我們無法找到最完美的解決方案，只能在決策中做平衡。例如：我們可以接受代謝、藥物動力學的改變，但在不能妥協的毒理方面，就寧願犧牲溶解度或另外設計配方來滿足現況。
此外，針對與會者發問「藥品商化過程成本過高」的問題，張幼翔根據抗體藥物的發展經驗指出「必須靠生產技術的革新來解決」。他表示，透過更好的製造技術來降低生產成本，確實是包括TBMC在內的製造商的重要任務，且為讓病人能確實使用到藥物、不會因藥價高昂而難以接受治療，藥廠和製造商也責無旁貸。
(報導/李林璦、彭梓涵、巫芝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