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李鍾熙，自1990年返台，擔任工研院化工所副所長並設立生醫工程中心，歷經接掌工研院院長、轉任生技中心董事長，是台灣唯一領軍過兩大法人研究機構的領導人物。一路以來，李鍾熙致力推動台灣生技產業接軌國際，被業界公認對台灣生技產業國際能見度付出極大貢獻。如今，李鍾熙已投入產業，並致力精準醫療發展。

整理、圖/蔡立勳

美國總統歐巴馬其實並非首位提出「精準醫療」概念的人，不過他於2015年1月提出「精準醫療計畫」之後，精準醫療再次受到舉世矚目，全球醫療朝此方向發展已成趨勢，除了美國，英國、大陸也動作頻頻。

所謂「精準醫療」即是醫師根據基因上的訊息、病理特徵及用藥副作用等資訊，提出每個人最適合的個人化治療方式。

疾病會因不同地區環境、人種基因的差異而產生變異，以非小細胞肺癌為例，1985年僅有2至3種分類，至今已能細分至31種。

將民眾健康提升作為施政目標

我們常常只看產業是否成長，如果相反過來，從民眾的角度出發，將醫療衛生與產業發展政策結合，以提升全民醫療健康水準為施政目標，其實也能帶動產業。

以大陸為例，由於癌症、遺傳性疾病與慢性病問題頻仍，於是當局從上而下將「健康中國」視為「十三五」期間的重要施政目標。

並從政策面、組織面和法規面配套，著手推出了多項新型健康技術之「惠民」工程，如重點支持、設置30家基因檢測技術應用示範中心，大量蒐集基因研究以推展至臨床，建設精準醫療的集成應用示範體系。

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期望透過「精準醫療」，將癌症治癒率提高至美國、英國等國水準，也帶動了基因檢測相關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台灣在精準醫療的基礎研究是做得不錯的，政府應該要乘勝追擊，透過政策以更有機制地將研究成果推進臨床，即使不能在這波風潮當上領頭羊，也能藉此帶動產業，民眾更能因此受惠。

台灣許多疾病的研究也都有相當的進展，但研究做得好不等於能跟產業連結，而是要把成果推進到臨床階段，進而應用在民眾的生活。

但即使政府了解，政策上要達到這個目的，還必須訂出具體目標，比如以精準治療要提高多少癌症治癒率？ 5年存活率要提高多少？下一波精準醫療又需要哪些？這樣一來，不僅民眾容易感受，政策發展組合性與計畫性也都更清楚。

非單純國家型計畫能完成

此外，全國還要從上而下投入，整合研究、法規與產業等領域，並加強基礎建設，同時鼓勵醫師參與，而這些並非單純一項國家型計畫就能完成的。

台灣現在的國家型計畫常常是大雜「彙」，這個做一些，那個也沾一點，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組合許多項目讓計畫看似有模有樣，再打著「發展產業」的口號，實在太過籠統。

例如台灣在婦女癌症的研究已有不錯成果，而且有不少人在做。我曾向科技部提及，如果針對這個領域推出一項整合計畫，規模不一定要等同國家型計畫，一次專注一件事並且做好，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同樣因應精準醫療時代來臨，政府也要以新觀念及新法規來思考新的醫療發展模式。如精準醫療的藥物不盡然是新藥，許多是之前既有且使用多年的藥物，只是更精準地標靶到不同基因而改變治療的適應症。

國家級研究單位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只是把研究作得很好」，如美國的NIH不僅只是提出精準醫療的研究計劃，更主動且規範化地指出下一波精準醫療需要什麼？如結合保險公司建立付費機制等，這是一個「Vision」(遠見)問題，能洞見未來產業趨勢和發展就會逐漸實現。

嚴格說來，我認為台灣國內的市場並不小，觀察以色列、澳洲等國，他們的人口也不多，但政府其實還是能做很多事情。

台灣可以參考鄰近國家的作法，像大陸以追上歐美國家為目標，推出多項重點計畫，並從「示範」、「試點」開始，有些針對法規進行修整，有些以推動研究為主，有些則是整合性的計畫。

但政府在其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推動角色，如果只靠產業與學研界，很多事根本無法完成。

此外，台灣企業的價值主要來自於與國外公司合作，若一味著眼在國內市場，企業不會有未來性，然而產業與國際接軌並非易事，政府是一道相當大的助力。

我認為，政府可以多利用與國外姐妹市交流的機會，邀請國內企業一同出訪，同時請當地政府安排幾家企業代表見面；或是多邀請國外企業來台，安排實質的對接、交流活動，而非只是單純的參觀。

>>本文刊登於《環球生技月刊》Vol.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