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跨域整合中心呂政諺法律研究員 責任編輯/彭梓涵
 
2月18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局長Martin A. Makary與生物製劑評估與研究中心(CBER)主任Vinay Prasad，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發表專欄文章，對外宣示FDA將把「單一樞紐性試驗」作為藥品核准的新預設標準。多家外媒已將此解讀為FDA審查實務的重大定位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透過期刊社論形式對外提出，而非經由正式公告或草案指引發布，立即引發外界討論。這項監管預設的改變，究竟會加速創新與資本效率，還是增加風險與不確定性，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帶您逐一拆解。
 

FDA審查邏輯轉型 從試驗數量到證據品質

 
回顧歷史，在生物學機轉理解尚有限的年代，FDA歷來偏好要求兩項樞紐性臨床試驗，以強化因果證據並降低第一類錯誤風險。但事實上，自1997年《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現代化法案》(FDAMA of 1997)修法以來，FDA即保有法定權限，可基於單一項「充分且具良好對照設計之研究」，結合確認性證據，授予上市許可。
 
所謂確認性證據，得包括機轉科學、相關適應症資料、動物模型、同類藥品資訊、真實世界證據(RWE)，或第二項設計良好的研究。FDA亦長期展現疾病領域別的彈性審查，例如腫瘤學領域，即有相當比例核准建立於單一試驗基礎上。
 
作者在NEJM文章強調，試驗數量本身並非品質保證。若對照組設計、療效終點、統計計畫或檢定力存在缺陷，即便進行兩項甚至更多試驗，仍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相對地，在現代藥品開發架構下，療效幅度、生物學一致性與機轉證據的整體可信度，反而更具關鍵性。
 
此外，文中亦指出，預設選項本身會在心理上錨定個人與機構的行為，影響申請人與審查單位的決策模式。因此，FDA宣示將預設立場由「兩項試驗」調整為「一項設計嚴謹的樞紐試驗」，並更強調試驗設計品質與上市後監測機制。
 

程序透明度與全球影響浮上檯面

 
理論上，此舉可降低3,000萬至1.5億美元的重複試驗成本，並縮短新藥上市時程。但政策訊息一出，即引發多方評論。
 
公共利益醫藥中心(CMPI)主席、前FDA副專員Peter Pitts質疑，此政策透過期刊文章宣布，卻未附帶正式指引或完整政策說明，恐削弱決策透明度與審查可預測性。他提醒，若缺乏與全球監管夥伴的協調，可能影響FDA作為國際標準制定者的地位。
 
前FDA局長Robert Califf則態度較為審慎。他認為重視證據品質的方向本身並無問題，實務上亦已有單一試驗加支持證據的核准案例，但發表在NEJM文章未充分說明政策執行細節，特別是上市後監測的具體運作方式，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一名匿名製藥產業專家則指出，產業界更關注適用情境與審查標準的明確性。若未清楚界定何時採單一試驗、何時仍需兩項試驗，反而可能增加開發不確定性。其中的安全風險、國際監管協調與投資信心，將或成為變數。
 

FDA監管方向再定位 台灣可持續關注

 
筆者從制度面觀察，此次宣示並非創設新法源，而是重申FDAMA以來即存在的法定彈性，其意義在於「預設文化」的改變。
 
整體而言，FDA此舉象徵監管哲學由「重複驗證」轉向「整體證據評估」，在理論上有助於降低開發成本並促進創新。然而，其成效仍取決於是否建立明確操作指引、強化上市後監測機制，以及維持審查決策的可預測性與透明度；若配套不足，效率提升亦可能伴隨風險上升。
 
相較之下，依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新成分新藥查驗登記療效及安全性之考量重點》等審查原則，通常仍需兩項設計良好且具對照組之臨床試驗為常態要求，僅在療效顯著且基於倫理考量等少數情形下，例外接受單一試驗作為支持依據。可見台灣目前仍採「雙試驗為預設、單一試驗為例外」的審查架構。
 
筆者認為，本次美國監管預設的宣示，究竟是實質標準放寬，抑或只是監管哲學重申，仍有待觀察後續正式指引與實務核准案例。
 
對台灣而言，未來可持續關注美國是否發布具體操作細則與配套措施，並觀察其上市後監測成效，作為檢視自身審查預設模式與證據評估框架調整之參考，在效率、科學嚴謹性與風險控管之間取得平衡。
 
參考資料：
1.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sb2517623
2.https://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search-fda-guidance-documents/demonstrating-substantial-evidence-effectiveness-one-adequate-and-well-controlled-clin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