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經濟部產業技術司指導、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法規線上論壇：美國細胞與基因治療(CGT)產品的法規框架—現況與新發展」，第二場邀請到Spark Therapeutics前法規與政策內容管理主管、現任生物創新組織(BIO)科學法規事務副總裁Snehal Naik，並於綜合討論中，與擁有豐富藥物法規策略與臨床經驗的洪筱玲博士對談，分析當前美國CGT監管動態，也提醒台灣的CGT開發商應及早規劃全球策略，理解各國法規差異與互通性。
 
開場致詞中，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呂政諺研究員表示，CGT正在改變醫療的未來。近年來，美國持續推動在CGT領域的進展，推出「再生醫療先進療法」(RMAT)認證制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也在不斷更新法規架構，加速此類產品從研發到核准的腳步，期待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保障病人安全。
 
呂政諺進一步指出，台灣也正積極投入相關產業，越來越多企業投資於細胞治療、基因編輯與病毒載體生產，並建立符合GMP與GTP規範的製造設施，與國際夥伴展開合作。他指出，了解美國法規的最新發展，將有助於台灣業者與國際標準接軌，並加速創新成果進入全球市場。
   

Snehal Naik：CGT進入加速發展期 法規指引同步增列

 
Snehal Naik首先指出，雖然30多年前就有病毒載體相關的早期臨床研究，但CGT真正進入大規模核准與商業化階段是近十年才開始。尤其近年全球臨床試驗數量呈倍數成長，顯示該領域正快速從早期探索走向可實際應用的成熟階段。
 
她表示，隨著越來越多企業投入CGT產品開發，監管單位所接收到的技術諮詢多半聚焦在相似議題上，因此近年，監管單位開始將原本以個案回覆為主的意見，系統性整理為公開可循的正式法規指引。
 
以美國FDA為例，從1990年至2019年之間，與CGT或再生醫療相關的指引總計僅約20份；但自2020年至2025年9月，短短5年間，新增的CGT專門指引就已超過15份，顯示監管框架正以明顯加速度成熟與擴展。
 

各國CGT分類、定義大不同 臨床開發應提早布局

 
Naik認為，法規監管指引的增加主要是該領域的技術一直在進化，從早期CAR-T療法與單一腺相關病毒(AAV)載體開發的基因療法，後續逐步拓展到非病毒載體傳遞、脂質奈米顆粒(lipid nanoparticles, LNP)、外泌體(exosomes)，近期更走向體內改造T細胞的產品，適應症也從罕見遺傳疾病逐漸針對慢性疾病。
 
因此監管單位不得不思考如何使監管架構能跟上，確保新型療法與新作用機制仍能被歸入「先進療法」、「基因治療」或「再生醫療」等既定的法規範疇中，或是被明確定義。
 
針對分類與定義，Naik表示，歐洲藥品管理局(EMA)對先進療法採取相對基礎而明確的分類方式，將基於基因、組織或細胞的人用藥品統稱為「先進療法醫藥產品(ATMP)」，並再細分為基因治療產品(GTMP)、體細胞治療產品(sCTMP)，以及組織工程(TEP)、結合醫材的先進療法產品(Combined ATMP)四大類產品。
 
美國FDA的分類架構則與EMA大致相同，但在適用範圍的描述上更具體，例如特別區分「體內(in vivo)」與「體外(ex vivo)」基因治療模式等。
 
她也提醒，雖然CGT療法的科學原理相同，但各國監管機關在名詞、分類與法規框架上並不完全一致。歐美、中國、日本等地對同一類產品可能採用不同的定義與適用規範，對研發者而言，若未在臨床初期就掌握產品在不同地區將被歸屬的法規路徑，後續進入多國試驗或上市申請時，可能面臨必須補做額外臨床前研究的風險。
 
接著Naik也分享FDA是以「中心(Centers)」為組織單位，每個中心再依專業領域細分為不同辦公室，以治療產品來說，在FDA最關聯的三個中心是藥品評估研究中心(CDER)、生物製劑評估與研究中心(CBER)、醫療器材與放射健康中心(CDRH)，與CGT相關的產品，通常會由CBER審查。
 
但若某些CGT產品涉及特殊輸送裝置或手術方式給藥、甚至需以伴隨診斷試劑輔助，就需額外由CDRH審查。她建議，CGT目前是發展快速且容易混淆的領域，需及早與熟悉該領域的專家討論，進一步確認是否需要開發相關產品。
 
她也提醒，近期美國在政策環境，相關審查單位的人事布局正快速變動。例如CBER轄下2023年成立的OTP，其主管與副主管均於在今年夏天出現人事更替，其政策、運作方式仍在調整中，審查觀點未來可能持續變化，開發者應密切關注最新動向並及早因應。
   

CGT成功無通用公式 開發者需即時掌握各國變化

 
Naik指出，雖然目前CGT領域進展快速，但大多數產品或適應症，「至少都能找到可供參考的相關指引」，即使開發的產品是全新機制、現有指引無法完整涵蓋，開發者仍應從「與自身產品最相近的指引」開始著手，先掌握監管機關的基本評估邏輯與期待。
 
不過，她表示，指引是「建議性的」，開發者仍可以提出不同的做法，只要能與主管機關討論並提供合理科學證據支持。
 
最後她總結，CGT要成功上市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可用的「通用公式」，真正走向成功還取決於作用機制、適應症特性、臨床試驗所需時間，以及何時能取得關鍵療效與安全性數據。
 
此外，現在全球監管環境正快速成熟，過去沒有CGT指引的地區，也陸續建立指引，說明CGT產品開發策略未來不能只圍繞「第一個要去申請的國家」作為思考，而是在臨床早期就規劃完整的國際路線圖，清楚評估產品在各市場可能的法規分類、審查要求與風險。
 

FDA兩項值得關注新措施：罕見疾病證據途徑、預先確認計畫

 
綜合討論中，洪筱玲首先提出美國新政府於今年6月舉辦大型圓桌會議，展現加速細胞與基因治療發展的決心。她詢問Dr. Naik是否觀察到FDA已採取具體措施，以實際推動這一政策方向？
 
Naik回應指出，美國目前在法規層面確實處於變動階段，不僅高層領導更新頻繁，審查團隊內部的人員與架構也持續調整。不過，她強調，FDA對CGT的支持立場並未改變，監管單位依然認為這是極具潛力的療法，並持續尋求與開發者合作。
 
她透露，目前FDA正在籌備兩項值得關注的新措施：其一是「罕見疾病證據途徑」(Rare Disease Evidence Pathway)，此新路徑將針對罕見疾病開發的困難，允許採用自然史研究、外部對照或機制性與生物標誌數據等非傳統證據形式，以補強臨床試驗證據。該計畫預計於今年公布。
 
另一項則是製造相關的倡議，例如「預先確認計畫」(pre-check program)，目的是協助企業更有效率地建立生產基地、加速審查程序。雖然此計畫並非專屬於CGT產品，但Naik認為，這對以個別病患為來源的產品尤其有幫助，因為這類療法往往需要在臨床現場或國內設立製造設施，以確保細胞回輸與監測流程的即時性。
   
隨後的討論中，洪筱玲提問，目前許多台灣公司正準備進入細胞與基因治療的臨床前開發階段，未來若要進行首次人體臨床試驗(first-in-human trial)，是否仍以美國作為首選地點？或是其他國家也具備監管彈性與經驗？因為許多本地企業正從前期研發邁向臨床試驗階段，對於選擇臨床試驗地點與監管策略的考量尤為關鍵。
 
Naik回應，過去多數企業選擇在美國展開首例人體試驗，部分原因是許多技術源自美國的研究機構與新創公司，然而近年情況已有所改變。她觀察到，澳洲正成為早期臨床試驗的熱門地點，特別是在腫瘤及細胞治療領域，其倫理與法規程序相對靈活；此外，中國也在CGT領域快速成長，許多臨床試驗直接於附屬於醫院的研究中心進行，形成活絡的臨床開發生態。
 
她補充，部分業者會先於美國以外地區完成早期試驗，再評估是否將數據納入美國的生物製劑藥品上市查驗登記(BLA)申請。過去FDA已表示願意考慮來自海外的早期數據，前提是能證明受試族群及臨床設計具有可比性。不過，由於美國監管團隊最近更換頻繁，業者若計畫採此策略，應在初期便與FDA洽談確認。
 
談及歐洲情況，Naik表示，歐盟EMA對ATMP建立了完善制度，但由於這類產品涉及基因改造管理，申請過程往往需額外提交相關文件，因此時程可能較長。她建議企業若選擇歐洲進行試驗，可集中於單一國家，並與具經驗的學術醫療中心合作以縮短準備時間。
 

如何應對CGT快速變動趨勢？洪筱玲：監管機構早期溝通至關重要

 
接著，與會者詢問mRNA LNP產品是否需要長期追蹤，以及若產品設計中導入「自我終止基因」(suicide gene)機制，在出現安全風險時能否中斷作用，是否仍需長期追蹤。
 
Naik針對此問題詳細說明，自我終止基因是一項創新設計，理論上可在發現安全問題時啟動機制，使細胞或載體停止作用，有望克服傳統CGT療法無法關閉的挑戰；若此機制能確實運作，長期追蹤的需求可望縮短。
 
不過，她強調，目前這類技術仍屬新興領域，監管機構會要求更多臨床前數據以確認其可行性與穩定性。
 
針對mRNA LNP產品，Naik進一步補充，即使其組成為化學分子、半衰期相對短，仍需依照FDA長期追蹤指引進行風險評估。至於其是否需要長達5年或10年的追蹤？仍取決於產品在動物試驗中顯示的體內持續時間與安全性特徵。
 
洪筱玲總結，這些問題凸顯了與監管機構早期溝通的重要性。她指出，法規監管單位仍會以科學證據作為審查標準，企業若能以數據支撐其風險評估與產品特性、並在與法規單位會議中清楚提出，往往能獲得更明確的回覆與指導。
 
(報導 / 彭梓涵、吳培安)